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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ritten by on 2020年8月12日 in 未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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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列宁“遗嘱”集中反映苏维埃俄国早期社会主义建设的困境,是列宁主义精华之一。面对当时国内外复杂形势,列宁建议采取改造国家机关、在“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把工作重心转向文化建设、巩固工农联盟等积极措施,以扭转本国社会主义建设局势。在列宁诞辰150周年之际,我们有必要重新回顾列宁晚年这些重大论断,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提供有益回顾与探索。

今年是列宁诞辰150周年,对于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和全世界共产党人来说,无疑是一个具有标志性的年份。列宁是马克思、恩格斯之后出现的又一个影响巨大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导师、一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创造者及其第一代领导核心。中外学术界对列宁的研究经久不衰,一直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社会主义运动史、苏联史研究重要内容。其中,关于列宁在1922年12月23日至1923年3月2日之间口授的内容影响重大,曾经引起过众多解读,也留下相当大的研究空间,在当今学术界成为列宁主义研究争议最多的领域之一,被称为“列宁晚年研究”、“列宁遗嘱研究”。列宁在这三个月零几天的时间里,通过口授完成的《给代表大会的信》等八篇书信和文章,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称之为列宁“遗嘱”。相比于对列宁“遗嘱”产生之前的列宁研究而言,学界对其“遗嘱”的研究充满较多悬念与分歧,学者们的观点往往各异,甚至有所冲突,构成列宁主义研究最复杂同时也是最重要的一部分。列宁“遗嘱”主要包含了列宁晚年在卧病在床不能正常工作的恶劣环境下对俄共(布)党自身建设以及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最后的思考。通过相关文献梳理可以发现,学界关于列宁“遗嘱”的研究多是从执政党建设、出台背景及相关细节考证、具体篇章综合分析、领导人素质建设等涉及到的内容进行学术研究。这些文献对列宁“遗嘱”相关内容进行的归纳总结,已经形成不小规模的学术研究成果。本文在吸收学界现有学术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以下四个方面对列宁“遗嘱”主要内容进行评析,以纪念列宁诞辰150周年。

一、改造国家机关,增强国家稳定性

纵观列宁“遗嘱”,“国家机关”这个词几乎贯穿整个行文过程,出现之多令人感到列宁对当时苏维埃俄国国家机关发展趋势的极度担忧。在1922年12月23日,列宁开始口授。他第一句话就是:“我很想建议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对我们的政治制度作一系列的变动。”在列宁看来,布尔什维克党建立的国家机关已经出现了严重问题,使他不得不对其进行变革。变革主要从改造政治制度入手,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政治体制改革。

(一)“首先我建议把中央委员人数增加到几十人甚至100人”②

列宁认为,大量增加中央委员的入选人数,一方面可以使接受过中央工作锻炼的中央委员人数增多,“防止中央委员会一小部分人的冲突对党的整个前途产生过分大的影响”,提高中央委员会的的威信,从而达到有效改善国家机关的目标;另一方面,从工人阶级里面找出50-100个中央委员,可以有效巩固和加强党的工农群众基础,团结工农群众一致应对来自国内外一切敌对势力对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的干扰和颠覆,由此“党的稳定性将增强千倍”;而且,列宁认为增加的几十名工人中央委员将比其他任何人都能更好地改善苏维埃国家机关工作效率,因为他们了解基层情况,具备实际工作能力。

同时,对这些工人中央委员的来源问题,列宁有一套自己的设想:一方面,这里所定义的工人包括农民;另一方面,主要选拔那些没有长期苏维埃工作经历的工人。因为在苏维埃长期工作的这些人难以摆脱“某些正应该加以克服的传统和成见”,所以列宁特别强调应该主要选拔那些“岗位低于五年来被我们提拔为苏维埃职员的那一层人”,最好是接触实际工作的普通的工人和没有剥削过他人的农民。

列宁设想选任符合上述条件的工人中央委员“出席中央委员会的一切会议,出席政治局的一切会议,阅读中央委员会的一切文件”,使他们成为坚决捍卫苏维埃制度的中坚力量。在工人中央委员增加的前提下,工农检查院负责配备高度熟练的专家和在各部门都有威信的工农检查院成员充当他们的助手,帮助他们“年复一年地学习国家管理的课程”,以达到和完成不断检查和改善苏维埃国家机关的目的和任务。

列宁之所以建议增加中央委员人数,还有一个重要考虑,那就是担忧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之间的对抗关系可能导致党和国家分裂。但是,列宁认为可以避免这种分裂,而把中央委员增加到50-100人就是避免分裂的一种办法。列宁为什么会有如此担忧,这是因为列宁看到了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等中央委员作为党内重要领导人其性格上的优缺点。他着重谈到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在中央领导岗位上所体现出来的性格优缺点:“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十分慎重地使用这些权力,列宁表示很担忧。加之列宁认为斯大林“太粗暴”,不适合担任总书记,所以他建议把斯大林从总书记的位置上调开,换一位较为耐心、谦恭、礼貌、关心同志、较少任性的人担任总书记;对于托洛茨基,列宁认为他虽然“具有杰出的才能”[11],“但是他又过分自信,过分热衷于事情的纯粹行政方面”。[12]列宁担心的正是“现时中央两位杰出领导的这两种特点会出乎意料地导致分裂”[13]。后来的历史恰好证明了列宁的远见。

(二)“赋予国家计划委员会以立法职能”

针对国家计委“汇集了内行、专家、科技界人士”[14]、“实质上掌握着正确判断失误所需的大量材料,却有点被置于我们的立法机关之外”[15]现实情况,列宁认为托洛茨基提出的赋予国家计委以立法职能建议有合理之处。一方面,列宁设想,使国家计委的决定通过特别程序——直接绕过苏维埃审议程序,提交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常会审议,使其“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另一方面,列宁并不赞同托洛茨基关于国家计委主席一职由政治领袖或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担任的提议。针对托洛茨基提出的国家计委领导人人选问题,列宁有进一步的研究。通过观察,列宁已经敏锐地发现“我们某些能够对国家事务的方针起决定性影响的同志夸大了行政这一方面”。相反,列宁认为,对于“正在全面发展成为专家委员会”的国家计委来说,它的领导人应该具备科学修养,“在技术和农艺方面有几十年实际工作的丰富经验”,而行政才能并不是他们具备的主要能力。另外,国家计委领导集体还应该拥有“吸收人才的广泛经验和能力”,“具备检查他们工作的相当丰富的科学技术知识。”

具体到实践领域,一方面,列宁极其重视对国家计委中的资产阶级学者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并把这项严肃的任务交给国家计委领导人,当做他们主要职责之一;另一方面,列宁主张国家计委“应当设法组织一批固定的专家”,使“他们经常受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团的检查”,并在此前提下“减少临时的和紧急的个别任务”,及时完成国家计委主管的全部工作。列宁这些指导性意见,充分反映了他在生命最后时刻想改善国家机关工作效率的紧迫心理。可惜的是,列宁的继任者斯大林忙于党内权力斗争,并没有坚持列宁开启的社会主义建设创新道路,反而日益走向巩固党的最高领导人党政军大权集于一身的斯大林模式,这是后话。

(三)保护各民族共和国自治权力,维护各民族根本利益

针对格鲁吉亚事件,列宁在口授《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的信中坚决反对以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态度侵害联盟中各非俄罗斯族共和国的根本利益,强调以“真正无产阶级态度”[11]保护即将成立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内小民族的民族平等地位,甚至要求在历史上经常处于压迫少数民族地位的大民族要自动处于不平等地位以弥补历史上大民族对小民族施加无数暴力的罪恶,“取得异族人的最大信任”[12],以达到最终维护“无产阶级团结以及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根本利益”[13]的效果。另外,列宁还站在东方革命即将进入高潮的立场上,坚决反对处理本国异族人的“粗暴态度和不公正态度”[14]

在具体措施方面列宁明确提出以下要求:一是“保留和巩固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15];二是处分格鲁吉亚事件直接相关的奥尔忠尼启则、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三是制定严格的规章保护各加盟国使用其民族语言的权力,并时常认真检查其落实情况;四是“只在军事和外交方面保留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而在其他方面恢复各人民委员部的完全独立。”[16]

这些具体措施反映列宁对于民族问题的极度关心,反映他极力坚持民族平等原则来避免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对小民族的侵害,因此他建议制定极其严格的规章制度并建议督促苏维埃政府严格坚守,以保障小民族的民族权力不受侵犯。可惜的是,在列宁去世后,继任的斯大林违背列宁处理民族问题的平等、民主、公正原则,粗暴地压制各少数民族共和国自治权力,最终给苏联解体埋下民族矛盾集中爆发的巨大隐患。上述列宁关于处理本国民族问题科学论断,对于社会主义国家通过建立健全国家制度的方式处理本国民族问题提供了有益探索,这是我们在纪念列宁诞辰150周年的今天仍要重视的内容,它体现了列宁主义极其光辉的一面。

(四)“把中央全会完全变成党的最高代表会议,每两个月开会一次,有中央监察委员会参加”[17]

关于工农检查院改组,列宁的总体思路是把它与中央监察委员会结合起来,选拔工人、农民中的优秀分子进入其中,以改善国家机关的工作和避免中央全会受到个人因素和意外的影响,最终达到减少分裂危险的效果。具体到实践领域:一方面,列宁建议从工人和农民群体中大致选任75到100名中央监察委员。这些工农监察委员的选任和中央委员一样,必须经过党严格的资格审查。他们享受中央委员的一切权力,有对政治局和所有中央委员(包括总书记)质询和检查文件的权力,在充分了解情况的前提下督促其严格按照规定办事;另一方面,缩减工农检查院的职员至300到400人。这些经过专门考核的职员必须认真负责,能做到了解国家机关,特别是了解科学地组织劳动的基本原理。这些职员一方面“在工农检查院其他委员和增派来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的领导下做纯粹秘书性的工作”,另一方面应该达到高度熟练的工作水平,为此可以提高他们的工资水平以激励他们高效办公。

列宁在《宁肯少些,但要好些》口授文章中对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有更进一步的思考。总的来说,他主张改组“不应当追求数量和急于求成”。关于质量问题,列宁以非常迫切的口吻强调把本国并不比西欧优秀人才差的人才吸收到工农检查院中来,他们应当具有适应现代大工业的各项素质。坚持“宁肯数量少些,但要质量高些”,为此宁可等上两年甚至三年来选拔真正优秀的人才。这么做的初衷就是:不惜一切代价把工农检查院建成模范机关,使其得到大家的信任,在苏联这样一个小农和极小农生产条件和经济破坏情况下,“支持到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到社会主义的那一天”。

从某种程度来说,列宁关于国家机关改造的这些设想不可避免地具有空想性质和理想化色彩。第一,在苏俄生产力极端落后、人民文化素质很差、国内外反对势力仍然存在、苏维埃政权生存压力增大的的经济、政治、文化前提下,把国家机关改造完全寄托于少数几个革命家的自我革新存在巨大风险。更何况,党内以斯大林、托洛茨基为代表的中央委员之间矛盾重重,列宁在世时利用其巨大威信尚能控制局面,但在去世后难保党内斗争不扩大化;第二,在恶劣的国际国内局势下,在反对苏俄的势力和本国沙皇残余势力随时武装包围和反扑情况下,在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封锁、本国经济发展极端困难情况下,列宁倡导的国家机关改造缺乏和平的国际国内环境和生产力物质基础。生存压力始终笼罩全苏俄。此时,解决生存压力是摆在第一位的难事,所以列宁这些设想面临“搁浅”危险;第三,列宁改革国家机关设想还是以引发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为逻辑终点,改造国家机关的目的就是支撑到西欧爆发无产阶级革命后获得西欧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发达生产力支持,发展本国生产力,进而联合西欧一起推进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最终共同进入共产主义社会。这些,充分反映了其时代局限性。

虽然有以上局限,但是历史地看,列宁关于国家机关改造思想仍然是社会主义国家机关改革、建设的巨大理论与思想宝库。它从策略原则上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给落后国家走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社会主义改革、建设思想资源,始终启示着后者的发展与进步。另外,列宁关于国家机关改造思想本身内含的反官僚特权、党内民主、党内监督、群众监督、吸收工农优秀分子参加国家机关建设思想等,都是无比进步的思想,反映了列宁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彻底性,也反映了其勇于改革、勇于使用马克思主义立场、方法、原则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优良品质,具有时代进步性,值得当今世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吸收其中精华,根据时代条件变迁,持续推进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创新,把社会主义推向新高度。

二、“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

在《论我国革命》中,列宁对俄国社会主义革命正当性、建设可能性进行了维护。它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内容:其一,对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和第二国际领导人的机会主义观点进行了批驳;其二,提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并把它置于马克思主义最具决定性东西的地位;其三,在此基础上提出一条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社会主义所需要的文化水平的政治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的新型社会主义建设思路。

在这本被苏联党内重要理论家H•布哈林称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最独特、最大胆的创作之一”的著作中,列宁一开始就批判国内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改良主义和教条主义倾向,引出重大论断: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才具有决定性意义。列宁认为国内以孟什维克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不理解“马克思说在革命时刻要有极大的灵活性”这句话。列宁特别提到1856年马克思给恩格斯的一封信曾谈到希望在德国革命形势下工农运动结合的策略原则,这充分证明了马克思所主张的策略理论具有高度灵活性。

列宁把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运用到分析俄国革命上面,他认为俄国革命因为本身所具有的特殊性而不得不对西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出符合当时俄国国情的修正。在列宁看来,这是因为俄国革命具有以下两条特殊条件:一是面临着一战的时代背景。在一战的时代背景下,在俄国推进社会主义革命本身,势必表现出一些新的、不同于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特征;二是俄国革命自身的特殊性。列宁的论据是“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因此,在俄国推进社会主义革命,可以根据自身的独特性,走符合自己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针对以孟什维克党和第二国际主要领导人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对生产力落后的俄国还没有条件进入马克思恩格斯所主张的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力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经典指责,即“我们还没有实行社会主义的客观经济前提”指责,列宁从当时俄国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上予以反问式的回应:一方面,一战所造成的革命形势下,人民毫无出路,难道他们就不能起来斗争以获得国家新生和发展文明的条件吗?另一方面,工农力量被十分悲惨的处境十倍地加强,这促使他们拥有创造不同于西欧的方式发展文明的根本前提。由此,针对第二国际领导人和孟什维克对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有一定的文化水平的断言,列宁提出一条不同寻常的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之路: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政治权力这个政治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

由列宁创造的这条独特道路的支撑点就是首先夺取政治权力,然后在俄国建成以工人阶级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工人阶级专政国家,从而利用工农政权的力量为建设社会主义创造各种条件,逐步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由于缺乏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的社会主义革命所倚赖的资本主义生产力大发展、物质财富极大丰富和工人阶级社会主义意识增强等主客观条件,俄国社会主义革命不得不另辟蹊径,从理论上解决自身存在和发展的逻辑性问题,即如何与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相符合的逻辑自洽问题。从实践角度上,要切实、快速解决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的国内外矛盾问题。针对以上理论与实践难题,列宁主要从两方面入手:一方面,列宁仍然坚持经由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进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策略——等待西欧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爆发无产阶级革命,然后互相支持对方的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生产力,最后一同进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正如列宁所担心的:在俄国这种还停留在小农、极小农的生产力水平下,在经济破坏很严重的经济条件下,是否还能坚持到西欧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并进入社会主义的那一天?列宁深知俄国社会生产力的极端落后,他寄希望于通过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获得西方先进生产力的支持,再通过生产力大发展、物质财富充分涌流,达到马克思、恩格斯所论证的在资本主义生产力大发展的基础上自然而然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社会;另一方面,列宁选择利用政权的力量为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所需要的生产力条件等物质、精神文明不断创造条件,赶在下一次与“反革命的帝国主义的西方”军事冲突之前建立高于资产阶级文明的无产阶级文明。

三、把工作重心转向文化建设

在《论合作社》这篇口授文章里,列宁谈到当时苏俄的情况是:在工人阶级已经掌握国家政权的大背景下,资产阶级剥削者的政权已经被推翻,大部分生产资料已经掌握在工人阶级手中(除去租给剥削者的一部分生产资料)。在此新情况下,列宁认为“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这种根本的改变表现在:从前我们是把重心放在而且也应该放在政治斗争、革命、夺取政权等等方面,而现在重心改变了,转到和平的‘文化’组织工作上去了。”列宁意识到国家建设的主题由革命转向建设,为此,他认为苏维埃俄国应该首先下功夫不断解决在教育和经济领域的极端落后局面,加快生产力恢复和发展,不断巩固和发展苏维埃政权,不然苏联建不成社会主义社会。具体到实践领域,列宁建议从大力发展教育和通过大力发展合作社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两条路径来解决文化建设问题。

一条路径是是加大教育支出,提高国民教师地位和待遇。要发展初级国民教育,精简教育部门,“在我们农村中奠定共产主义的物质基础之前”避免向农村推广共产主义等等。面对当时苏维埃俄国居民识字率普遍极端低下的现实情况,列宁无不痛心地认识到,“我们还要做多少非做不可的粗活,才能达到西欧一个普通文明国家的水平”,“我们直到今天还没有摆脱半亚洲式的不文明状态”。为此,列宁建议提高教育人民委员部的预算,增加教师的面包配给额,提高教师的政治地位和物质生活水平。

另一条路径是通过合作社为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创造条件。列宁认为工人阶级夺取国家政权、掌握大部分生产资料后,“就只剩下实现居民合作化了”,通过“合作社来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的一切”⑦。列宁十分强调农民对参加合作社的接受程度,加大力度扶持合作社发展。在实际操作中他强调:一是“采用尽可能使农民感到简便易行和容易接受的方法过渡到新制度”,为此,不仅要“奖励参加合作社的农民”,而且要“检查农民参加的情况,检查参加的自觉性及其质量”,列宁认为后者才是问题的关键;二是完成促进全体居民文明的工作,“使我国居民‘文明’到能够懂得人人参加合作社的一切好处,并参加进去。”[11]因此,有必要来一场文化革命,不断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三是“在经济、财政、银行方面给合作社以种种优惠”[12],在实践中逐渐积累经验、制定详细规划。

总之,列宁是要首先完成政治和社会变革,再大力引导文化革命。列宁对他十分强调的在苏维埃俄国进行一场带有根本性的“文化革命”寄予厚望:“只要实现了这个文化革命,我们的国家就能成为完全社会主义的国家了。”[13]但是,列宁对此并没有盲目乐观,一贯冷静且讲究实际的列宁充分考虑到在落后的苏维埃俄国实行文化革命的困难。他在口授的《论合作社》结尾谈到:“这个文化革命,无论在纯粹文化方面(因为我们是文盲)或物质方面(因为我们要成为有文化的人,就要有相当发达的物质生产资料的生产,要有相当的物质基础),对于我们说来,都是异常困难的。”[14]

面对当时精神文化和物质基础方面的严重匮乏,列宁客观上不得不采用一种国家权力主导下的经济发展道路,即运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权力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力量来加速发展经济,逐渐达到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物质文化水平。其中,最重要的任务是调动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以及培养他们维护工人阶级政权的坚定性。通过推广合作社,而不是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列宁找到了通过发展合作社经济为建成社会主义国家奠定物质基础、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引导农民走向社会主义的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建设路线图。

这条道路的选择,一方面体现了列宁一贯大胆创新的实践精神,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列宁不可避免的时代局限性。其一,在俄国十月革命成功后并没有引起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胜利背景下,列宁世界革命理论面临着破产危险。面对战后俄国国内生产力极端落后的惨烈局面,面对俄国目不识丁的农民占人口大多数、工人阶级人数很少的阶级构成情况,面对被俄国小农和极小农等小生产包围的汪洋大海,列宁坚决利用苏维埃俄国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政权,来限制和利用本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实践中创造出合作社这个连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桥梁,持续为社会主义在俄国的实现奠定物质和精神基础,这本身就体现了列宁巨大的理论勇气和在实践中的灵活性,为后来几乎所有落后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了社会主义政治权力这把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得以存在下去的最锐利的武器。其二,列宁局限于由马克思、恩格斯主张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在一战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可能性一再减弱的情况下,执着于继续引发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并以此为中心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枉顾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已经进入稳定期、革命暂时趋于没落的时代背景,反映其备战色彩与空想性质浓厚;其三,列宁主政下的苏维埃俄国经济发展方式过于教条主义。在俄国没有条件实行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前提下强制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没收资本家私人财产,阻断了俄国资本主义生产的正常发展,导致苏俄生产力发展后劲不足。这些都是列宁的局限性,正是他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看法导致他的实践选择。很明显,他强烈反对使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俄国经济,并在其社会主义实践、探索过程中,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严加防范。但是,在此前提下,他也主张在一定程度下探索私人利益和集体、国家共同利益相结合的合作化道路,准确把握“私人利益服从共同利益的合适程度”,激励和引导农民通过参加合作社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

四、巩固工农联盟,引导农业向大机器工业方向发展

在《给代表大会的信》中,列宁只是提到工人阶级和农民是俄共(布)党依靠的两大阶级,并且强调这两个阶级的分裂将直接导致党的垮台:“我们党依靠的是两个阶级,因此,如果这两个阶级不能协调一致,那么党就可能不稳定,它的垮台就不可避免。”但是,因为工农联盟并不是这封信的主题,所以列宁在此并没有展开论述,只是强调如果出现这种情况,那么中央委员会再怎么稳定都无济于事。在这里,我们仍然可以看出列宁对于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同盟关系的极端看重,并把他们之间的关系稳定列为决定俄共(布)党生死存亡的第一要事和俄国社会主义建设成败的第一决定因素。这两大阶级之间的关系,始终让列宁放心不下,他在随后的口授中多次提到该如何处理这两大阶级之间的关系问题,为社会主义国家工农联盟理论与实践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结尾,列宁再一次谈到工人和农民这两个阶级分裂的危险:在苏维埃政权下,社会制度的根基建立在工农两大阶级合作的基础上,如果他们之间出现重大分歧,那么这个政权必然走向分裂。农民群众跟工人阶级走并组成工农联盟国家还是跟“耐普曼”(即新资产阶级)走并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决定苏维埃政权的命运。这就是社会主义国家著名的工农联盟理论,列宁已经在此明确地提出来了,后来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处理工农问题的基本原理,也是社会主义国家治国理政的根本支架之一。

在《宁肯少些,但要好些》结尾,列宁谈到他设想的工人阶级领导农民投入到社会主义大机器工业建设中去的涉及苏联整个国家走向的重大战略原则:首先是保持先进工人对落后农民的领导,保持农民对工人的信任,然后厉行节约,消灭自身所处社会关系中的浪费现象,积累资金来发展大机器工业,发展电气工业。这跟列宁对工人阶级和大工业机器生产的认知直接相关。在列宁心目中,他坚持马克思主义一贯认定的工人阶级首先解放才能实现人类解放的基本原则,主张在工人阶级人数占俄国总人口极少数的阶级前提下大力发展、壮大工人阶级队伍。首当其冲的就是要解决在维持苏维埃政权下农民的稳定性问题。在此基础上,才有能力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在列宁看来,在当时的情况下,因为苏维埃俄国农民在生产力上的落后性和政治上的依附性,保持工人阶级对农民的领导地位,引导农民走向大工业生产,是苏联唯一可以采取的一条能够走向社会主义的出路。

在小农和极小农占大多数、工人阶级人数相比偏少的情况下,列宁很担心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过程中因为农民利益没有照顾到而引起农民的反抗而导致苏维埃俄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失败局面。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转到新经济政策即是对来自广大农民的压力的集中反映。如果农民没有生产积极性,那么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就没有成功的可能性,这是列宁一直在强调的观点。所以,列宁认为工农联盟理论与实践异常重要,它是现阶段苏维埃俄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政治保障和经济保障之一。历史地看,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农民追求个人利益的小资产阶级性质往往引导其追求能使其个人利益得到满足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在发展水平不足的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当中一直都是一个主要矛盾。如何处理农民的个人利益和社会主义国家强调的集体利益之间的矛盾,伴随着现实社会主义国家革命、建设、改革的始终。列宁从政治、经济、文化着手,加强工农联盟,无疑是明智之举。

(来源:《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三期;作者:陶伟,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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